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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保定的京东代运营公司:外卖骑手成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生活悬停于城乡之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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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熟悉的陌生人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杨群

  发于2020.7.27总第957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距离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一公里左右,便是松兰堡村。这里历来是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地方,很多外卖骑手就租住在这里。松兰堡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内便宜很多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和管哲约在下午5点在村口的松兰堡南公交站见面。

 

  管哲开着摩托车呼啸而至,他穿着短衣短裤,皮肤黝黑,胳膊、膝盖上露出多处擦伤留下的结痂。见面说了几句话,管哲便让记者上了他的摩托车。

  管哲最近一直待在家里,没有出去送外卖。前些日子,他骑车拐弯时突然窜出一辆汽车,他下意识地急刹车,自己摔倒在地。“干这份工作,磕磕碰碰其实很常见。”他说,在送外卖的5年里,他的休息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0天,这次受伤竟是休息时间最长、最舒坦的一段日子。

  穿过一段没有任何交通标志线的公路,很快就到了松兰堡村。遇到防疫人员检查,忘记带出入证的管哲趁着检查人员不注意,车子一溜烟便溜进了关卡。

  “外卖干得时间长的,不是拖家带口,就是特别缺钱的,”骑着摩托车的他加大嗓门说,“一般人都坚持不了太久!”

  管哲住在松兰堡村,

  在这里吃饭 “10块钱就能管饱。”

  管哲今年刚满30岁,从小在哈尔滨长大的他,高三那年生了场重病,花光了家里的20万元积蓄。最终他放弃了高考,去一家饺子馆当面点学徒。2012年,22岁的他被派到北京分店,从此进了北京。他在北京工作,拿的却是哈尔滨的工资,再加上饺子馆厨房空间狭小,工作时间又长,做了4年面点师傅后,管哲终于忍受不了压抑的工作环境,干脆辞职不干,送起了外卖。

  一进入松兰堡村,便感觉村里村外是两个世界。和村外大小商家规范店招相比,村里的招牌则显示出无处不在的“混搭”气质。

  一位松兰堡村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对外出租房子,村民平日里就靠着租金为生。他指着一栋灰白色的四层小楼说,“这家的房子一层就可以隔出15个房间,一共四层,一个月租金收入就有4万多块钱。”

  好在松兰堡的租金不贵,一个单间平均每月只要600元,如果要整租一个套间,也只要1500元。相比北京其他地区动辄几千、上万元的房租,这里交通便利,附近有地铁和公交站,很多外来务工者和初入职场的大学生,都愿意在这里租住。

  早些年,松兰堡地区的治安不好。每到晚上就有喝醉酒的人打架,走在路上拿着砍刀的场景时有发生。随着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登记管理,现在这类情况就很少发生了,但各种安全事故还是不断出现。

  就在6月底的某天早上,附近的兰堡公寓小区还发生过一次火灾。据说大火是住户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造成的,事故造成2人死亡。

  虽然外卖员的工资不算太低,但他们对房租的接受水平普遍都在每月1000元以下,所以很少通过中介租房,也不会住在正规的小区里。

  多名外卖骑手向记者介绍,他们大都住在北京四五环外的城中村,短视频带货,也有的散住在三环以内老旧小区的居民楼里,或者藏身于市内条件很差的胡同。不论在哪里住,他们普遍都采用群租的方式。比如,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,会被隔断成四五个房间,每个房间放上两三张上下铺的床,一套房里能住十几个人。

  记得刚做外卖那会儿,管哲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,每个月房租只要300元,阴冷、昏暗又潮湿的环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后来,政府不让住在地下室,他住过根本就不隔音的公寓楼,也住过十几个人的群租房,最后才搬到更远的城中村。

  虽然大量外卖员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工作,但他们长期不是社会关注焦点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用“蜂鸟”来比喻他们。他解释说,“他们悬停于城乡之间,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,穿梭于偌大城市里每一处犄角旮旯,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,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。每次的城市游走,每次的回家探亲,都让他们无所适从。只有不停向上飞翔,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。”

  廉思课题组对北京市快递、外卖小哥进行的调查报告发现,这一群体超九成以上的(92.32%)为非京籍,其中有超八成(83.33%)出生于乡镇地区。家乡地主要为环京区域的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、黑龙江等劳动力输出大省。廉思把他们的生存状态称为“游牧化生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