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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代运营管理公司:外卖骑手“杀人事件”背后:降薪罚款疯狂调度是日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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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原标题:“杀人事件”背后,外卖骑手究竟在经历什么?)

  初春,厦门岛上的海风已经有了暖意,却没能吹进赵猛的心里。

  他骑着自己的外卖电动车在大街上来回奔波,但这一次,他的外卖箱中没有食物。平日里印着“美团外卖”字样的箱子上,贴了一张打眼的贴纸,上面的三行大字格外醒目——“停止接单,抵制美团,疯狂降价”。

  那是2019年2月。春节过后,回到厦门岛内的骑手们发现,每一单外卖的收入在以每周0.1元钱左右的降幅被“悄悄”降低。连降几周后,有人受不了了,带头站出来,呼吁其他骑手一起拒绝接单,联合抗议。

  一百多名骑手参与了这次抗议,赵猛是其中一位。起初,他的想法很简单:“我们都不接单了,他们没办法,只能给我们涨回去”。

  抗议持续了将近一个礼拜。时间一天天过去,赵猛和同伴们的希望逐渐变得渺茫。虽然几乎岛内所有的老骑手都参加了这次抗议,但源源不断的新骑手接替了他们的运力。

赵猛记得,在抗议的第4天或是第5天,一位“不知道是美团还是承包商的管理层”来到骑手们的抗议现场。他没有带来骑手想象中的安抚或妥协,“你们在外卖箱上贴贴纸是违法的,”来者相当直接,“你们不愿意做可以不做,我们不强求。”

  赵猛记得,在抗议的第4天或是第5天,一位“不知道是美团还是承包商的管理层”来到骑手们的抗议现场。他没有带来骑手想象中的安抚或妥协,“你们在外卖箱上贴贴纸是违法的,”来者相当直接,“你们不愿意做可以不做,我们不强求。”

  骑手们动摇了。外卖箱上的贴纸陆陆续续被揭下,手机上又响起了叮咚的接单声。月余后,赵猛也回到了自己的电动车旁。

  在这起失败的抗议发生前半年,在距离厦门两千多公里的一个甘肃县城中,骑手们有着一次相似的失败经历。

  老罗记得那是在美团上市前两个月,2018年7月1日,他们接到了降薪的通知。“我对日期印象很深,因为觉得就是为了上市好看,所以降我们的薪水”。30个骑手中,有25人参加了抗议,比赵猛他们更直接,骑手们直接写了联名辞职信,交到了站长手中。

  公司来了人,在几句简单的安抚过后,对方直言,“你们要干就好好干,不干赶紧走”。

  仅仅半天之后,包括老罗在内,大部分人放弃了抗议。“只有两个人真的辞职了,”老罗叹口气,“有什么办法呢,毕竟在这个县城里,降价后的骑手收入,仍然是所有蓝领工作中最高的。”

  1从工厂到外卖:蓝领的新时代

  四年前,在一家服装厂打工的赵猛,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外卖骑手招聘广告轰炸,这让他蠢蠢欲动。

  出生于1994年的赵猛并不喜欢工厂,那种白天在车间不停歇工作,晚上在宿舍倒头便睡的工作,对他来说,“太死板了”。相对来看,外卖骑手是个好得多的工作——时间自由、能接触人,最重要的是赚得多。

  赵猛是无数蓝领青年的一个缩影。

  在过去数年中,无数蓝领青年从工厂涌向了服务业,而外卖平台则是许多人的主要去向之一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公布的数据,在80后及更为年长的蓝领工人中,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大于服务业;而在85后至95后蓝领人群中,有更多人选择了从事包括服务员、骑手、快递员在内的新兴服务业。以95后为例,选择制造业的比例为47.7%,而从事新兴服务业的则为52.3%。

  美团发布的《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》显示,有1/3的骑手在送外卖之前,职业身份为“产业工人”。

  据饿了么蜂鸟配送发布《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》,外卖小哥的平均年龄大约为29岁;很多小镇青年来到大城市做了“外卖小哥”,77%的蜂鸟骑手来自农村。

  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成为蓝领青年的职业新去向。《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》发布时,蜂鸟配送注册骑手就已经达到300万人。美团2018年Q4财报披露,其外卖骑手已达270万,其中日活跃骑手有60万。

  外卖平台吸引蓝领青年的主要还是薪资。据2018年上述报告,蜂鸟配送的调查显示,骑手月收入在4000元—6000元,饿了么强调,这个数字高于2017年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薪资3813.4元。而美团的报告称,其56% 的活跃骑手平均收入在6000元— 8000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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